中国“文化理想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对全球国际关系的贡献

作者：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美利坚大学特聘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多边主义、全球治理、东南亚等议题。

来源：Amitav Acharya, “From Heaven to Earth: 'Cultural Idealism’ and 'Moral Realism’ as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2, No.4, 2019, pp.467-494.

导读

国际关系学科因忽视和边缘化西方核心国家以外的理论研究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新兴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弥合西方与其他地区的鸿沟有什么价值，又面临什么挑战呢？对此，该文探讨了三位中国学者提出的新兴国际关系理论，即秦亚青的关系理论（Relational Theory）、赵汀阳的天下体系（Tianxia Concept）以及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Moral Realism），并将其划分为文化理想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两类进行研究。该文借助对以上三种理论的对比分析，指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着来自理论解释力、对传统文化的汲取度、适用范围、同政权的密切度以及创新力五方面的挑战，同时结合全球国际关系的六大要素评估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价值。总之，该文肯定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并对其克服来自国际学界的质疑提出了优化路径，促使中外学者围绕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方向展开对话来突破以西方为中心的理论叙事结构。（编译仅供参考，不代表国政学人平台观点，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文化理想主义（Cultural Idealism）

秦亚青的关系理论和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属于这一类别，因为两者都富有建构在中国历史、文化和身份认同基础上的强烈理想主义精神。

不同于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启蒙运动的理性为基础，秦亚青的关系理论从社会理论同文化的紧密关系出发，认为国际关系是由各种关系类别组成的，如平等关系、等级关系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关系。

秦亚青的理论以中国辩证法为基础，并借助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对比进行论证。中庸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具有一致性，二者都认为事物由两极组成，并通过两极相互作用而发展。不同之处在于中庸将两极关系的基本状态解释为和谐，而黑格尔则强调差异的根本性，并将冲突视为两极关系的本质。但是这不意味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孰优孰劣，秦亚青只是通过区分二者来说明理性概念对于西方理论等同关系概念对于中国理论的意义。理性和关系并不敌对排斥，而且关系具有普遍性，并不是亚洲特有的，因而西方学界应提升对于关系概念的重视。

赵汀阳将中国古代周朝的天下体系概念应用到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天下体系的单位是世界，而不是国家，因此治国之术的挑战是世界建设，而不是国家建设。该理论主要包含四个要素：一是非排他性，即不排除任何事物和任何人，或者说包容所有人民和所有土地；二是世界制度，即周朝选择世界，而不是国家来作为政治思想的起点；三是国际层面的民主，即没有国际民主的国内民主可能会导致帝国主义霸权；四是和谐胜于同一，即和谐并非同一，而是指相互依赖、相互改进或不同事物的完美契合。

但是天下体系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首先，这一理论反映出中国的世界观没有超越其直接文化区域，局限于“中华天下”。汉代开辟丝绸之路之后出现了一个更广阔的天下体系，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古代时期中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的观念，直到19世纪中国才开始接受现代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概念。其次，周朝的天下体系难以高效解决问题。随着周王朝衰落，周王成为了更强大的统治者的傀儡，天下体系所渴望的和谐退化为了春秋战国的无政府状态。

道义现实主义（Moral Realism）

阎学通信奉无政府状态和强权政治的现实主义观念，但同时将某些类型的道德伦理视为应对全球无政府状态和中国崛起的必要工具，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崛起的国家能够实现成为霸权的目标，而另一些则不能，以及霸权维持或衰落的原因。

阎学通强调的道义是政府道德，这是一种工具性的道德观念，即政府利用道德关切来实现国家战略利益最大化。政府道德是指政府对其统治下的人民的利益所承担的责任，是一种公共道德而不是私人道德，也是一种普遍道德而不是国家道德。该理论坚持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领导大国至关重要。因为全球治理意味着分配国际责任以减少共同威胁。如果大国愿意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多责任，小国就会更有信心参与其中。

道义现实主义存在折衷主义倾向，包含自由主义观念，即试图用中国传统思想丰富自由主义价值观来实现理论创新。虽然向自由主义理论抛出橄榄枝，但能否被以西方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理论接纳仍是问题。

道义现实主义存在两点薄弱之处：一是包含中等强国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弱势行为体的国际影响力逐渐上升，冲击着该理论对于强国引领作用的支持；二是该理论所借鉴的先秦中国政治思想家的影响力局限于中国及周边地区，对于该理论能否运用到中华文化以外的国家或是对中华文化缺乏了解的国家仍旧存疑。

对比分析

三位学者共同指出了中国国际关系的文明转向，但核心论点有所不同，阎学通的重点是因果机制，秦亚青是认识论，赵汀阳则是世界观。道义现实主义和文化理想主义的重叠之处在于都以国内历史文化作为自变量应用至全球层面的互动，但都缺乏对国际社会如何影响中国内政外交的探究。

主要分歧在于是否应该打造国际关系学界的中国学派。不同于秦亚青的支持态度，阎学通认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多样化特征突出，难以归入单一流派，且中国学界方法论训练有限，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理论成果，无法支撑学派建设。比起打造中国学派，他更鼓励用中国传统思想来丰富国际关系理论。但二人都表示比起打造仅适用于中国的理论，更应该努力发展具有普适性的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的挑战

一是中国理论的解释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诞生不久，围绕其发展前景仍有许多争论。许多中国学者并不认同专门建立中国学派，这既是由于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适用范围尚未达成一致，也和中国内部理论流派的多样性有关。但是这些争论的存在有利于削减中国理论对传统文化的依赖程度，还能促进不同国际关系思维的碰撞和交流。

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汲取程度。阎学通和赵汀阳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源于先秦文化，秦亚青则更为关注朝贡体系，但总体来说文化理想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都缺少对佛教等对中国古代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外来思想观念的关注，这将制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内涵和影响力的进一步拓展。

三是理论的适用范围。在发源地以外区域的解释力是评判一个理论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虽然存在超越中国乃至东亚范围的概念和解释，但仍遭到西方社会的质疑，这既体现出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狭隘性，也表明中国学者应该努力拓展理论的适用地区和领域，尝试用中国理论解释全球性发展问题。

四是学术和政权的关系。文化理想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都围绕学术理论同政权实践间的关系展开，有助于理解中国崛起背后的历史文化和内政外交逻辑，激发学界对新型国际秩序的探讨热情。此外，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仅助力官方政策的合法化进程，还能反过来警示上层关注强权政治的危害性。

五是模仿与创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挑战现有的理论概念，突破了西方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解释和预测，但是在提出新的概念以拓展理论的适用性方面表现仍待改进。

评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

该文结合全球国际关系六大要素，一一对应来评估中国理论的价值。一是多元普遍主义。文化理想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虽取材于中国历史文化，但都不排斥不同文化间的共存。二是立足于世界历史。文化理想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都通过将中国古代和东亚历史引入国际关系理论来解决欧洲中心主义和希腊罗马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问题。三是拓展而不是取代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和秦亚青分别挑战了新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同时分别拥抱古典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反对霍布斯现实主义，以及需要进一步确定它与康德普遍主义的关系。四是同区域研究的联系。目前来说，文化理想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的实证焦点都是中国，但存在应用于东亚及其他地区的潜力。五是文化例外论。秦亚青和赵汀阳的理论对其他文化区域的解释力仍待考察。阎学通反对建立具有特定文化背景的中国学派。六是承认机制的多样化。阎学通重视战略和政治机制，秦亚青和赵汀阳则强调文化和观念机制。

结论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证实了国际关系学界需要改革以西方为中心逻辑，丰富研究领域的多样性。同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以增强来自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可。对此，该文提出五条优化路径：一是扩大适用范围，超越中国及其邻近的东亚地区，尝试对世界问题提供解释；二是吸引国内外学者进行探讨研究；三是保障研究议题活力，鼓励学者创新理论；四是提升理论研究“寿命”，避免昙花一现；五是与本国的官方政策保持一定距离。

词汇积累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 

IR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庸辩证法  

zhongyong (yin and yang) dialectics

无政府状态 

 anarchy

译者：沈好文，国政学人编译员，吉林大学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学研究生，研究兴趣为东北亚安全与发展议题。

校对 | 李茜 付艺伟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吴雪萌 李鑫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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